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奖。（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由于特殊性，1988年后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直到今天，很多普通的大众依旧不知道于敏在中国核聚变领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他在我国氢弹研制工作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对氢弹研制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推动了中国ICF（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发展。

解禁后，很多人和媒体将于敏称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朱光亚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有一个“超级大脑”

我国氢弹有关预先研究早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根据中央部署，上个世纪60年代初，研究氢弹的预研任务被交给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黄祖洽（“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于敏等人。

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是严格保密的。

他的妻子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20多年后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在核物理学家彭桓武等人的领导下，在北京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黄祖洽和于敏各带领一个研究组，从两种不同途径开始了氢弹原理的预先研究。于敏没有留学经历，在当时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开始举一反三地进行理论探索，以及相应的计算和估算。

了解于敏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超级大脑”，他的估算能力就曾经让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非常震惊。上个世纪60年代，何祚庥曾经和于敏在轻核理论组共事，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何祚庥记得有一次，一位法国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里作有关一个物理实验的报告，报告过程中，报告人还没有讲实验结果，于敏就小声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自己估算的结果，后来报告给出的实验结果，果然如于敏所估计的。当时何祚庥心中非常纳闷，事先没看过有关资料，也没有人告诉他实验结果，他怎么就能一说一个准儿呢？报告结束后，于敏告诉他自己是如何进行估算的，让何祚庥十分佩服。

在氢弹的预先研究中，于敏再次表现了他超强的计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时，在有限的时间里，于敏带领全组科研人员对有关的物理问题进行了重点计算，并对计算结果的每个数据做了由表面现象到物理实质的系统的、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分析，解决了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

在研制氢弹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贺贤土曾经和于敏长时间在一起工作，据他回忆，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研制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物理、数学、力学等科学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大量技术和工程问题。虽然当时氢弹的有关原理已经被国外科学家所突破，美国等一些国家并且已经研制成功，但由于保密的原因，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无法从国外的文献、资料上获得，它的研制成功完全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主创新、探索、研究的结果。

那个时候于敏和贺贤土相比算是老师辈的人物，既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老师，经常给他们讲授有关知识。“于敏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只有一打开话闸子，就会滔滔不绝。尤其是于敏讲课时，思维十分敏捷，物理概念非常清楚，在报告中把问题说得很透彻，言简意赅，使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

中科院院士、曾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科技委主任吕敏回忆，研究和实验的一些重要数据都存在于敏的脑子里，讨论问题时，他不需要查档案、翻笔记，随口道来，记忆非常清楚。“这种本领与他扎实的基本功密切相关，他有着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研制氢弹时，于敏运用他深厚的物理功底，进行推理、估算和研究，与大家一起讨论，并用计算机再去验证，最终找对了路子，然后再和大家一起对所有的研究成果不断优化，终于把氢弹给研制了出来。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当时中国人只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当时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经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一次试验时，他的身体十分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乎休克。

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有关部门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有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尽管一次次病倒，但于敏并没有放弃他的工作，因为当时的确还有很多工作期待着他去进行。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

于敏平时喜欢读古诗词，出差时总要带几本唐诗宋词当作睡前助眠读物，并且这一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

加上少年时身受国土沦丧之痛，于敏对历史上的诸葛亮和岳飞倍加推崇。他十分欣赏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尊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气节。也正是这样的情怀，使于敏甘心毕生奉献于国防科研事业。

于敏尤其喜好京剧，是个典型的京剧迷。当年于敏率领的工作组还很能苦中作乐，因为都喜欢看京剧，但京剧票买不到，那时邓稼先、于敏和何祚庥三人常常从郊区赶到人民剧场等退票。

那个时候京剧在北京十分红火，于敏他们的经验就是跑到门口去等退票，并且一定会有。

退休以后彻底闲下来以后，于敏总算能够正真好好地享受京剧艺术。

“于敏们”为什么这么牛？

《民族之光：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作者之一郭兆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10多年以前，为了写这本书，她和已于两年以前过世的丈夫苏方学和于敏所在这个科学家群体的很多人有过深入的接触和沟通。

郭兆甄表示，只要了解他们的经历，几乎每个人都很震撼的。那个时候，依旧贫弱的中国并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丰厚的物质条件，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获得震惊世界的成就的。

那时鼓励群体讨论是于敏他们当时研究突破的一个必杀技。为了开拓思路，当时估计大家“大鸣大放”。为了“鸣放”的自由，他们的一些会议室中设有黑板，谁都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自己对氢弹原理和结构的看法，另外不管是主任、副主任还是普通研究人员，人人都可以平等发表研究意见。

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一间空房，一块黑板，大家自己搬椅子去，就在膝盖上记笔记，有时候集体学习讨论到深夜，那个时候，他们讨论时时常都忘记了睡觉，都是领导来催促时才想起来该睡觉了。

那时他们还经常举行报告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科学家的报告一个接着一个，不时给众多研究人员以新的启迪。也正是在这种科学氛围中，集体的智慧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很多人说，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这种大科学工程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众多科学家集体参与的结果，这也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的。

但是在郭兆甄看来，“于敏们”强烈的爱国精神也给了他们极大的力量和精神支柱，那个时候的中国依旧比较贫弱，“于敏们”这些参与大科学工程的科学家们急盼迅速强健中国的脊梁，改变中国的面貌和地位，因此他们能够不懈追求，也能够为科学献身，这些精神财富对今天的中国依旧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从来没有想着有一天要当教授、院士，由于保密的原因，那时我们不能公开发论文，也不能参与评奖。于敏1965年虽然已经是副研究员了，他那时也绝对不会想到他会有今天的荣誉。”贺贤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