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载人航天、超计算机、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医药等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重要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与此同时，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生命健康和社会伦理等方面的高风险后果。2020年中国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标志着国家层面科技伦理治理的顶层设计已初步完成和科技伦理治理的创新发展。《意见》强调“科技活动应鼓励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合理参与”，要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和宣传，“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技伦理宣传，推动公众提升科技伦理意识，理性对待科技伦理问题。”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要求大力推进科技伦理教育，科技伦理教育应凸显公众参与导向。

一、科技伦理治理亟待加强公众参与导向的科技伦理教育

（一）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主题，科技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科技伦理治理则是科技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抓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奋斗，我国已发展为科技大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和高水平自立自强，但仍存在科技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高质量发展卡点瓶颈突出等问题，尤其是高新科技发展不断产生复杂严峻的环境生态、人体健康、社会伦理等风险后果和社会冲突。加快伦理先导的科技治理创新，加强问题导向、全领域覆盖的科技伦理治理，是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现实需要。

（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要求大力推进科技伦理教育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科技在创新发展的同时，不断突破传统伦理观念与社会规范，其“破坏性创新”效应制造出发展与治理、机遇与风险的对抗冲突，迫切要求不断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教育是观念变革的强大动力。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要求大力推进全社会的科技伦理教育，变革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技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科技伦理观，实现从自上而下、命令-控制型、事后补救型的传统科技管理结构向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事前预警、全程贯穿型的现代科技治理结构转型，以科技向善和增进人类福祉为伦理旨归引领和规范科技治理。

（三）科技伦理教育应凸显公众参与导向

由于科学认知的有限性、科技活动的市场驱动性、专家-权力的话语垄断性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诱导性，高新科技创新与社会应用的高风险后果特性愈益突出，科技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边缘化、风险分配不公正等问题引发社会冲突的概率增多。湖南“黄金大米事件”、“滴滴上市叫停”、“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小区门禁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等科技风险争议折射出科技伦理审查的重要性和公众参与科技公共决策的紧迫性。科技风险认知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具有社会建构性，科技风险治理迫切需要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专家理性与公众理性的协调融通，科技伦理教育应凸显公众参与导向，以增进科技风险沟通的有效性、科技公共决策的正当性和科技社会发展的和谐性，构建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格局。

二、多措并举推进公众参与导向的科技伦理教育

（一）夯实基础：构建符合国情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

开展科技伦理教育，首先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一方面，我国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已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部分领域的科技发展已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另一方面前沿科技国际竞争激烈、科研不端和科技风险事件屡有发生，加强科技伦理教育以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成为国际科技竞争“软实力”的重要维度。我国近年来虽已在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一些有益探索，如工程伦理教育和应用伦理教育等，但远未形成适合中国国情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应当遵循以下构建原则构建公众参与导向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一是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科学素养教育的有机统一、协同共促。学校教育中应加快将科技伦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当中，推动大中小学科技伦理教育一体化建设和贯通培养，社会教育中应发挥传统媒体、新媒体和科普机构等多元渠道的科技传播优势，将科技伦理教育生动活泼地融入到公众科学素养教育当中。二是确立立德树人与科技向善的教育目标，聚焦“四个面向”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传播体系四者有机统一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细分不同领域、层次、职业、行业的公众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容、方法、主题和目标，有效促进科技风险治理的公众参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二）创新方法：聚焦科技伦理教育的公众参与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2021年7月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制定的发展目标是，2025年公民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5%，203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到25%，公众科学素养水平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创新各类方法以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科技政策参与能力，对于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文化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创新创建科技伦理教育主体联动机制。应大力拓展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单位、科普场馆、科技社团等多元主体的责任范畴，既要履行其各自的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也要承担起科技伦理教育主体责任，更要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领域特色、能力特长，协同推进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技伦理教育。二是多元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既要加快将科技伦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伦理治理意蕴，又要在各类科技伦理教育中打造课程思政特色、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既要改革传统媒介的科技伦理教育方式方法，又要发挥新媒体、融媒体、视频号等数字媒介和平台创新科技伦理教育方式方法，增强丰富性、互动性和可接受性；既要有效吸收西方国家科技伦理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更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深度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建立中国特色的、公众广泛认同的的科技伦理教育方法体系。

（三）提升效能：促进公众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能力转化

推进公众参与导向的科技伦理教育，既要解决“教什么”的核心问题和“怎么教”的方法论问题，更要解决“会什么”的能力建设问题。通过科技伦理教育，应当全面提高全民科学素质，高度提升公众参与科技伦理治理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厚植创新沃土，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在深度科技化时代帮助公众确立合理的科技价值观，对科技研发和社会应用、科技伦理体系、科技文化思想等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理解，具备客观公正地审视科技正反效应的辨识能力。二是帮助公众形成前瞻研判科技风险后果、主动参与科技公共决策、有效规避科技风险的阶梯式能力结构，促进科技公共政策立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三是提高公众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协作意识，有效应对科技发展产生的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升科技时代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四是形成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的中国文化特色，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整体思维、和合思维和文化理念超越西方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还原论方法，形成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竞争力”，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素养的融通并促，显著增强科学文化软实力，构造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强有力支撑。五是创新科技伦理教育方式方法，除了发挥学校知识教育及启发式、案例式教学方法探索、媒介传播等常规教育渠道，应进一步拓展新媒体视频号推送、科技议题专家-公众辩论、组织公共决策社区协商实践等新形式，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公共决策的伦理辨识和实践能力，赋能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

建议专家：

邬晓燕，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专家、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